第33章：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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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3章：上海(第1/2页)
    二月中旬，临江站，十九点十分的车。
    硬座，靠窗，七块五。出门前，他把十五块零钱缝进了裤腰——盘缠和本钱，从来分两处装。这是他跑国库券第一天就立下的规矩，两年没破过。
    棉袄里襟贴着三万九千九百八十八，后腰压着两万二。上了车，他把挎包抱在怀里，一夜没敢深睡。
    车厢里烟雾缭绕，混着脚臭和鸡笼的味道。对面是个跑供销的，五十来岁，一路嗑瓜子，瓜子皮吐在过道上。他递过来一把：“小伙子，出远门做生意？“
    “看亲戚。“陶爱民捏了两颗，谢谢两个字说得客气，人往后靠。
    “上海亲戚？做什么的？“
    “退休了。“
    供销员讨了个没趣，转头跟过道的人聊起钢材指标，声音很大，一路聊到后半夜。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车到上海。出站，一股湿冷扑面，跟临江的干冷不一样，是往骨头缝里钻的冷。他买了两分钱一份的《解放日报》，边走边看中缝。
    坐电车过外滩，江面上停着驳船，汽笛一声一声，闷得很。他隔着车窗看了一眼，没下车。
    上海话他听不太懂。售票员报站，一串音过去了，他一个字没抓住。第二天他就学乖了：上车先看站牌，把要下的站写在手心，数着站数下。三天下来，他记住了几个音——阿拉，侬，晓得。够了，够问路、够买菜、够不露怯。
    住处是火车站边上的一家小旅社，通铺，一块二一晚。同屋五个客商，打呼的、算账的、用无锡话吵架的。他把挎包塞进枕头底下，枕着睡，天亮前必定醒一回，摸一摸枕头底下，再接着合眼。
    上午九点，西康路。
    证券业务部门面不大，木门框，上头一块牌子。门口已经聚了七八个人，围着看一张新贴的公告。他挤进去，从头看到尾：
    股票认购证，每张三十元，不记名，不挂失，全年有效，分批摇号，中签者按规定认购新股。发行时间，二月十九号起。
    旁边一个穿呢子大衣的中年人，看着公告，眉头拧着，半天不动。
    陶爱民看了他一眼。四十来岁，大衣袖口磨得发亮，手上一枚旧的上海牌手表——银行的做派，坐柜台的手。
    那人察觉了，侧过头：“小伙子，也看这个？“
    “嗯。“
    “打算买？“
    “看看。“
    中年人笑了一声，不是嘲讽，是苦笑。“我是银行做储蓄的，姓陆。跟你说句实话——这东西不好说。可能中，也可能不中。三十块一张，万一打水漂呢？老百姓一个月工资才几个三十块。“
    陶爱民说：“打水漂也是扔石头试深浅。我不怕扔三十块，我怕的是将来后悔没扔。“
    姓陆的愣了一下，上上下下重新打量他：“口气不小。你是做什么的？“
    “学生。“
    “学生？“陆先生笑了，“学生敢扔这个石头？“
    “扔得起一个，扔不起一百个。“陶爱民说，“所以我先算，后扔。算得过来，才扔；算不过来，一个子儿不碰。“
    “那你怎么算？“
    “三笔账。“陶爱民伸出三根手指，“发行量和中签率，一笔；新股上市的溢价，一笔；我自己能亏多少、亏了拿什么翻身，第三笔。前两笔报上有影子，第三笔在我兜里。三笔都算得过来，我就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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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先生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说：“不瞒你，我们银行内部也在议论这东西，猜不透发行量到底多少。“
    “猜不透的，我按最坏的算。“陶爱民说，“最坏的都兜得住，剩下的就是赚多赚少。“
    “小伙子，贵姓？“
    “陶。“
    “陶同志，“陆先生把手揣回大衣兜里，“你这话我记住了。摇号那天见分晓——但愿你我都没白扔。“
    两个人点了个头，各自走开。
    接下来的两天，他把上海跑了个半熟。
    电车换电车，兜里一个小本子，见到营业部就下车。门面几间，柜台几个，门口人流多不多，离哪路电车站近，一条一条记。报摊的老头都认得他了，主动搭话：“又在打听认购证？这两天问的人多了。“他说，连报摊都开始打听——风起来了。
    他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任何一个点，开口不超过十句。问路两句，买报两句，剩下的听。听来的比问来的多，还不出破绽。
    两天下来，跑了七个点，本子上记了满满四页。
    最后圈了三个：西康路，老字号，人多，信息快；武夷路，中等门面，队不长不短；天平路，偏，在徐汇那头，本地散户少。
    鸡蛋不搁一个篮子。人多的地方消息灵，人少的地方队伍短——买的时候一天一个点，三天走完，谁也不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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