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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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之孑遗乎？体天心以达民隐，非市恩之俗吏所得与焉，久矣。
    五
    唐制：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各陈所见，谓之五花判事，而宰相审之，此会议之始也；敕旨既下，给事中黄门侍郎駮正之，则抄参封駮之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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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六官之长贰，各帅其属、庀其事、以待军国之用，乃非体国如家者，则各炫所长、匿所短，互相推移而避其咎。使无总摄而通计之者，将饰文具以应，而不恤国事之疏以倾也，此不可听庶司之汎应，而无与折中之者也；统之以宰相，而推诿自私之弊去矣。
    然宰相之贤者，且虑有未至而见有或偏，不肖者之专私无论也；先以中舍之杂判，尽群谋以迪其未达，而公论以伸，则益以集而权弗能擅，其失者庶乎鲜矣。犹且于既审之余，有给事之駮正以随其后，于是而宰相之违以塞，而人主之愆以绳，斯治道之至密，而恃以得理者也。
    虽然，杂判者，陈于其先也；駮正者，施于其后也；中舍之议已集，宰相之审已定，始起而駮之，自非公忠无我之大臣，纯白知通之给谏，参差相左，而给事与宰相争权，则议论多、朋dang兴，而国是以乱。
    然则駮正之制，当设于杂判陈而宰相方审、敕旨未下之际，以酌至当之宜，是非未著，而从违皆易，斯群臣之能尽，而宰相之体不伤。
    唯公议已允，而宰相中变以舞法者，然后给事封还而駮正之，不尤可达人情、定国是，而全和衷之美乎？太宗谓王珪曰：“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或护己短，遂成怨隙。”盖虑此矣。
    立法欲其彻乎贤不肖而俱可守，法不精研，而望人之能舍已从人也，亦不可得之数已。
    中舍各抒所见，而给事折之以从违，宰相持衡而断之，天子裁成以行之，合人心于协一，而宫省息交竞之情，事理得执中之用，酌古鉴今，斯可久之良法与！
    近世会议偏及九卿，而唐之杂判专于中舍，其得失也孰愈？夫九卿各有典司者也，既与其属参议其所修之职以待举行，固有一成之见而执为不可易者，假有大兵大役，司马、司空务求其功之成，而司农务求其用之省，则其不相协而异同竞矣。
    唐、宋之给舍，皆历中外、通众理、而待枚卜之选者也，兼知盈诎成败之数，以酌时之所可行，则彼此不相妨而以相济，杂判而駮正之足矣，何用询及专司之官以生嚣讼哉？
    如有议成敕下，而九卿不可奉行者，自可复陈利病以更为酌改，无容于庙议未审之前，豫为异论以相制。国事之所繇定，惟其纲纪立以一人心而已；会议者，大臣免咎之陋术，其何利之有焉。
    至于登进大臣、参酌大法、裁定大礼，则惟天子之干断与宰相之赞襄，而参以给舍之清议；六官各守其典章，而不可有越位侵官之妄。如使采纷呶之说，以模棱而求两可，则大臣偷，群臣竞，朋dang兴，机密泄，其弊可胜言哉？
    不周知天下之务，不足以决一事之成；宰相给舍无所偏私，以周知为道者也。不消弭人情之竞，不可以定国事之衡；杂判駮正慎之于前，而画一必行于后，议论虽详而不至于争竞者也。太宗曰：“或成怨隙，或避私怨，顺一人之情，为兆民之患，亡国之政，炀帝之世是也。”斯言韪矣。
    六
    读太宗论治之言，我不敢知曰尧、舜之止此也，以视成汤、武王，其相去无几矣。乃其斁彝伦，亏至德，杂用贤奸，从欲规利，终无以自克，而成乎大疵。读史者鉴之，可以知治，可以知德，可以知学矣。
    气者，发以嘘物，而敛以自摄其心者也。闻见之善，启其聪明，而随气以发敛，其发也，泄其藏以加于物。故言者，所以正人，而非以正己也。
    己有余，而不忍物之不足，则出其聪明以迪天下之昏翳而矫之以正，子不忍于父，臣不忍于君，士不忍于友，圣人君子道不行而不忍于天下后世，于是而言之功大矣。
    若夫受天命作君师，臣民之责，服于躬、载于一心，则敛气以摄聪明，而持天下于心，以建中和之极，故曰“汤、武身之也”。身正而天下正，不以言也。
    故仲虺之诰，仲虺言之也；咸有一德，伊尹言之也；旅獒，召公言之也；无逸，周公言之也；而汤、武无言以自呜其道而诏群臣。推而上之，大禹、皋陶、益、稷各尽言以进尧、舜，而尧、舜执中之训，迨及倦勤逊位之日，道不在己，而后以诏舜、禹。
    然则尧、舜惟不忍于后世，禹、皋、益、稷、伊、莱、周、召惟不忍于君，而不容已于言。下此者，虽躬行未逮，而进忠于上，亦不必以言过其行责之，其忠也，即其行也。
    今太宗之言，非尧、舜、汤、武之言，而伊、莱、周、召之言也。任尧、舜、汤、武之任，而夺伊、莱、周、召之言以为已言，则下且何言之可进，而闻善之路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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