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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遍副歌进来的时候，张蔷终于站定了。
她没有再往前挪步子，也没有再低头去看话筒架。她把腰上的劲儿立住，气从底下托上来，一句一句地，把旋律往上送。
那声音就这样飘进了所有人的耳朵里。
台下的那些议论声，一句一句地少了下去。
先是坐在前排那几个一直嘀咕着的年轻人，说着说着就停了嘴；然后是中间那几排交头接耳的，也一个一个地闭了口；到最后，连后排那些方才还在翻节目单、拿手绢扇风的，都把脸抬了起来，搁下手里的话，往台上看。
台下的目光，从四面八方，一寸一寸地，都拢到了台中央那个姑娘身上。
张蔷自己并没有工夫去想这些。
她记得这首歌的每一处呼吸该放在哪儿，记得副歌抬起来的那半拍不能急，记得第二段进来之前要留出那口气——这些东西，不是今天临时想出来的。
两个月的排练，是她一段一段熬出来的。
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起来练声；上午跟乐队合练，一遍一遍地走台；下午跟着黄导安排的专业老师学舞台走位的技巧——如何面对两万名观众而不紧张，如何在灯光变换的瞬间精准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在换衣服的间隙用最短的时间调整好呼吸和状态。
那些日子，她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砸在了排练室里。有一回张家栋晚上路过她的工作室，推门进去，看见她正站在镜子前，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向观众挥手致意的动作——抬手的高度、挥动的幅度、脸上的笑容，每一个细节都反复调整了不下二十遍。
他劝她歇着，她只说：“张厂长，我再练一遍——就一遍。“
那一遍，又练了半个小时。
她在工体那座两万人的场馆里，对着空无一人的看台唱过一次又一次，直到嗓子发哑才肯停下来喝水。
那两个月里练出来的东西，这会儿，全在她身上，在她的歌声里。
台下那几百号人，起初看她是陌生的。
有人方才压根儿没看清她什么时候上的台，有人还在心里犯嘀咕：这是个谁？怎么接在前头那位后边唱？
可听到第二段，那些念头，就都散了。
她唱得不慌。
那种稳，不是硬撑出来的稳，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一种定。她站在台上，该往前半步就往前半步，该收回话筒就收回话筒；唱到要紧的那几句，她轻轻地往前一带，把台下的耳朵都牵过去；唱到松下来的地方，她又把身子微微一侧，让那口气自然地落到下一句上。
台下的人听着，慢慢地，就忘了这是“下一个节目“了。
不知是谁先起的，台下有人跟着节奏轻轻拍了拍手。
不是那种起哄的拍法，是跟着拍子，一下，一下，很轻。
紧接着，第二个人跟上了，第三个，第四个——那拍手的声音，从这一排传到那一排，从台下传到侧幕边，不响，却很齐。
坐在前排的几位女同志，这会儿索性不说话了，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台上；有个年轻姑娘手里攥着一块手帕，攥着攥着，不知什么时候攥紧了；几个原本端着架子、一脸公事公办的老同志，也把身子往前略略倾了倾。
台下的那种情绪，一层一层地转了过来——从看热闹，转成了听歌。
侧幕的黑暗里，张家栋站在原地，一直没动。
他的目光，从张蔷走上台那一刻起，就没从她身上挪开过。
头两句飘的时候，他的心也跟着往上提；第三句悬着的时候，他的手在裤缝边不自觉地捏紧了；等到副歌那半拍一进去，他慢慢地、长长地把胸口那口气吐了出来。
他心里那根绷了一路的弦，至此才算松下来。
郑导站在他旁边，双手先是从口袋里拿了出来，抱着胳膊；过了一会儿，又缓缓地放下来，垂在身侧。他什么也没评，也没跟任何人说话。
可他脸上那点先前的凝重，一层一层地化开了。
方才那位港台歌星唱完、掌声炸开的时候，郑导的脸上是审慎的；这会儿，那份审慎散去，露出来的是一种压不住的东西——他干了大半辈子影视，见过多少台上台下，这会儿看着台上那姑娘，只是把下巴微微抬高了一点，眼里有一点亮。
他前些日子私下跟张家栋说过一句话：为这一台演出费这么大心思，不为别的，就为了这姑娘值得。
这会儿，台上那姑娘，把这句话给坐实了。
吕晓晴站在郑导身后半步的地方。
她一直抱着怀里那件白风衣，从张蔷上台起，她的手就没离开过那件衣服的襟口。
张蔷开唱的时候，她的指节是白的。
她自己都不知道。她满脑子想的不是别的，是那身演出服——领口立得够不够，腰线收得准不准，灯光打上去，那颜色是不是太沉了；还有那件风衣，那是返场才用的，一会儿她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