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芒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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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累积偏差共同造成的。“
    “但这不改变一个结构性后果：当以男性为主导的数据集校准出来的效能评估量表被应用到混合性别人群中时，女性在排异期的效能下降将在未经任何性别校正的情况下被放大评估。排异期时长、排异严重程度与效能下降率的性别差异被量表的不匹配进一步偏置——结果是女性在排异期的效能分在单次评估中表现得更低，而评估系统将这一差异解读为'效能偏低'而非'量表校准不匹配'。“
    论文发表后不到几天，日内瓦的国际神经伦理学会通过邮件向她发出了正式邀请——请她在学会今年的年度会议上做特邀主题报告，报告题目由她自定。她回复了接受，附了报告题目——“被不可见偏误构成的公平：效能评估量表与性别数据的结构性不对称。“
    同一天，玛丽亚·冯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伦理工作组内部引用平台上看到了这篇论文的预印本。她把张薇论文的全文下载下来逐段读完，然后把论文引用进《神经权利公约》修订草案的附录——作为第二十一条补充条款中关于“非中立性效能标准“的证据材料之一。她在引用说明中写了一句话：“如果一项制度所使用的测量工具在默认校准假设中存在性别偏误，那么该制度所产生的一切排名在技术上不满足公平准入条件——不是因为排名不公平，是因为排名所使用的尺子本身的量纲在不同的性别群体中不具有完全一致的有效对标值。“
    她将这段引用说明的草稿发送给张薇，征求作者同意。张薇在看到邮件时愣了一下。第二个感觉是——玛丽亚·冯做的事是她自己一直在想但没有权力做的事。不是引用——引用她自己是第一作者，她可以自己发邮件请求任何期刊引用。让她停顿的是另一件事：玛丽亚·冯是在制定国际公约的过程中将她的数据从一个学术数据库变成了制度可引用的法理基础。不是在学术期刊上引用她的p值——是在法律文本的附录中把她的发现转化为修订条款的实证支撑。这两者之间跨度的距离比她之前估计的要短很多。
    芒种前一天，韩世清和秦铭在法工委的一间会议室里完成了飞升积分制试点与赋分制关系界定的立法预研框架定稿。自从小满闭门报告之后，韩世清在电话里对秦铭说了很多——不是命令，是思想。他说赵豫章在闭门报告里把护栏这个词变成了一个系统性的概念——不是一次性的政策选项，是任何排序系统必须内嵌的退出与缓冲制度。他建议秦铭在起草框架时将三个护栏原则不只写作赋分制与飞升积分之间的边界条款，而是写成一个“排序系统通用护栏准则“——准则的适用范围不限于当前试点，而是任何一个未来可能被设计出来的、以比较排序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秦铭在那通电话之后把自己关在法工委微型研讨室里，对着那份已经写了好几天的框架稿反复推敲。他保留了原来用星号标记的“强制性定期再校准条款“——并将它的适用范围从赋分制和飞升积分扩大为“所有涉及长期持续比较排序的社会制度体系“。他在条款措辞中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可能在后续立法辩论中被攻击为“否定竞争“的措辞——他不是否定竞争，他是让竞争在护栏内运行。
    最后他在框架附录中新增了一个简短的分节——“护栏的定义与哲学根基“。他在这节开头写道：“本框架中的'护栏'概念在中枢内部闭门形势通报期间由个别领导者在特定语境下做了明确的系统阐述。该阐述的哲学价值在于——它不试图遏制比较，它承认比较的数学规律——它为在比较的持续运行中保障不被排斥的权利提供制度化的出路。护栏不是排斥比较——是对比较的伦理无害化。“
    会议的最后，秦铭在定稿封面上用钢笔写了几行字——“预研报告建议版本。框架的正式文本附后。护栏不是挡路石——是在悬崖前设的栏杆。它不会让车变慢——它只是告诉驾驶员：从这里往外是危险的。本应不是每一个驾驶员都能看到地图——但每一个人都应该能信任护栏。框架已定稿——请韩部长批示。“
    韩世清逐字看完秦铭的这几段话后，在预研报告最后一页下面用红色钢笔写给秦铭的反馈中写了几个字——“最好的部分在附录。护栏的哲学根基——正是我想说而说了好几个季度没说完的话。谢谢您帮我说全。“
    他把定稿夹在公文包专门隔层里，和方涵上午刚刚加急送达的第一次护栏跟踪评估初始数据放在一起。两份文件并排放着——一份是法律的框架，一份是数据的初筛。他想起每次季度评估之前他都会打开抽屉看看父亲的习题集。今天他也看了——然后关上抽屉，把两份文件带去了下午的例行部际协调会。协调会上方涵做了关于首次护栏数据的小范围简报——没有公布具体数字，只说大部分指标在预期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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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 芒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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