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6章唐德宗的税制改革与聚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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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盘剥民间的重要手段，成为后世千年酒类专卖制度的源头。
    茶叶贸易兴盛于盛唐中期，但初唐、盛唐百年间，茶、盐、酒诸业均属民间自由商贸，官府从不征税。茶税正式制度化、常态化，始于唐德宗一朝。
    建中四年（783年），两税法推行仅三年，朝廷因削藩战事浩大、军费紧缺，国库难以为继。户部侍郎赵赞上奏献策，请对山林物产征税补库。德宗采纳其议，首次对茶、漆、竹、木四类民生商贸物产统一征税，实行十税其一的税率，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官方征收茶税的先河。
    贞元九年（793年），财政压力愈发严峻，盐铁使张滂再奏加征茶税。朝廷正式完善茶税征管体系，在全国所有产茶州县的山林产地、商旅要道，遍设税官、广立税卡，专门稽查抽税，依旧实行十税其一。仅此一项新政，当年便为朝廷增收四十万缗，税额规模堪比开元年间刘晏初理盐政时的全国盐税总额，足见茶税盘剥之重、民间商贸压力之大。
    自此之后，唐代茶税从未中断、代代沿袭，逐渐成为中晚唐国家财政的核心税源之一，也成为后世历朝历代固定征收的重要税种。
    隋唐之初，朝廷对山川矿冶产业始终秉持宽松政策，金银铜铁矿藏的开采、冶炼、铸造，全部放任民间自由经营，官府不予干预、不征赋税，山泽之利归于万民。
    唐代最早的零星矿税，始于开元十五年（722年），朝廷仅对伊阳五重山的银、锡矿产微量征税，未成制度。直至唐德宗时期，国家财政高度紧张，官府开始觊觎山泽矿利。
    德宗年间，户部侍郎韩洄上奏建言，认为天下铜铁矿产、山泽物产皆是国家地利，不应任由民间独享，应收归朝廷所有、专营专卖。李适当即采纳此议，正式将全国铜、铁、银、锡所有矿冶产业尽数收归官营，划归盐铁使统一管辖、统一经营、统一征税，彻底垄断山川物产之利，将民间矿冶产业的丰厚利润尽数收归国库，大幅挤压民间工商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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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中四年（783年），泾师之变前夕，朝廷连年征伐藩镇、军费耗空国库，常规赋税已然不足以支撑战事开支。户部侍郎赵赞为解财政燃眉之急，再度建言创设两项全新重税——间架税、除陌钱，两项税种苛烈至极、扰民最深，是德宗朝最失民心的暴政。
    间架税，即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房产税。该税以百姓房屋宅院为唯一征收对象，官方定规：房屋两架为一间，依据房屋优劣分为上、中、下三等品级，分级重征。上等房屋每间征税两千钱，中等每间一千钱，下等每间五百钱。
    征税之时，官吏毫无节制、肆意扰民，频繁闯入百姓私宅，强行丈量房屋、评定等级、核算税额。世家富户宅院广袤、屋宇众多，动辄需缴纳数十万钱重税，不堪重负；寻常百姓茅屋陋室，本无盈余积蓄，依旧难逃征税。
    朝廷为杜绝隐匿逃税，定下严苛酷刑：百姓若隐匿一间房屋不报、偷税漏税，即刻杖责六十；同时设立告密重赏制度，告发偷税者可获赏五十贯钱，赏金全部由偷税百姓承担。严苛酷法、层层逼迫，上至官绅富户、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深受其害、怨声载道，天下民怨沸腾。
    除陌钱，属于严苛的全域交易税，覆盖天下所有商贸往来、钱物交易。早在唐玄宗天宝九年（750年），朝廷曾短暂征收除陌钱，每贯钱征税二十文，税率仅百分之二。而德宗建中四年新规，直接将税率翻倍暴涨，每千钱交易征税五十文，税率高达百分之五。
    不仅现钱交易必须纳税，凡民间以物易物、货物置换，也需由官吏折价核算，按对应税率抽取实物抵税，无任何豁免空间。
    当时大唐民间商贸交易，大多经由官方认证的牙商（经纪人）居间撮合。牙商持有官府印纸，所有交易必须登记在册、核定税额、代为缴税，牙商借此垄断商贸、上下其手、肆意贪墨。百姓若私下交易、不经牙商，必须自备私簿记账；若无账簿佐证、被查出偷税漏税百文以上，即刻杖责六十、罚钱两千，告发者赏钱十贯，全部由违法百姓赔付。
    这套严苛税制最终形成荒诞局面：朝廷立法征税，牙商垄断牟利、大肆隐匿税款、中饱私囊，官府实际所得不足半数，层层盘剥的沉重负担尽数压在底层百姓身上。举国上下怨怼滔天、民声鼎沸，成为诱发泾师兵变、天下大乱的重要民心诱因。
    直至兴元二年，德宗经历奉天之难、目睹天下民怨、为平息舆论，才被迫下诏，将间架税、除陌钱两项酷法一并废除，但天下民心已然大伤、元气难以挽回。
    真正彻底摧毁德宗朝民生根基、败坏朝野风气的，是李适本人心态剧变后的私欲敛财、苛取无度。
    经历朱泚叛乱、长安沦陷、仓皇出逃奉天、九死一生的绝境流亡之后，李适彻底看透了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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