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1章汉桓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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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蕃素来刚正，在朝中威望极高，为了立后之事，他与刘志据理力争，不肯丝毫让步，朝中诸多大臣也纷纷附和陈蕃，支持册立窦妙为后。刘志虽心有不甘，想要立田圣为后，却抵不过群臣的集体反对，且他也深知，窦氏世家势力庞大，若执意立田圣，恐引发世家大族的不满，动摇朝堂稳定。无奈之下，刘志只得放弃立田圣为后的想法，于延熹八年（165年）冬十月辛巳日，正式册立窦妙为皇后。窦妙虽如愿登上后位，成为汉室皇后，却始终未能得到刘志的真心宠爱，刘志心中依旧偏爱田圣等采女，窦妙身居后位，却形同虚设，守着偌大的后宫，过着孤苦冷清的日子，心中积怨渐生，为日后的后宫变故埋下了伏笔。
    “五侯”势力虽被彻底清算，但刘志并未吸取教训，依旧对宦官宠信有加，认为宦官无世家背景，易于掌控，是制衡世家大族的最佳力量。于是在“五侯”倒台后，刘志又提拔任用了新一批宦官，管霸、苏康、侯览、曹节、王甫等人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新的宦官集团核心。这批新宦官较之“五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深知刘志的心思，一味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博取刘志的欢心，同时暗中结党营私，排挤陷害朝中忠良之臣，朝堂之上再次陷入宦官专权的黑暗之中。
    此时宦官集团以中常侍苏康、管霸二人为首，二人沆瀣一气，权倾朝野，但凡不依附于他们的大臣，皆遭其陷害。大司农刘祐因拒绝为苏康、管霸谋取私利，被二人诬陷贪污，罢官削爵；廷尉冯绲因秉公断案，得罪了宦官党羽，被罗织罪名，流放远地；河南尹李膺素来疾恶如仇，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多次严惩宦官党羽，成为苏康、管霸的眼中钉，被二人诬陷谋反，革职查办。一众忠良之臣或被罢官，或被流放，或被治罪，朝堂之上人心惶惶，宦官势力再次气焰嚣张。
    延熹九年（166年），地方官员对宦官集团的积怨终于爆发，南阳太守成瑨、汝南太守刘质、山阳太守翟超，皆是刚正不阿之辈，早已看不惯宦官党羽在地方上的横行霸道，纷纷采取行动，惩治宦官爪牙。南阳太守成瑨逮捕了宦官党羽张汎及其宗族亲信，张汎素来依仗宦官势力，在南阳郡巧取豪夺、无恶不作，民怨极大。恰逢此时朝廷下达赦令，赦免天下罪犯，成瑨却不顾赦令，认为张汎罪大恶极，法外无恩，将其及其宗族亲信悉数强行诛杀，而后才将此事上奏朝廷。无独有偶，汝南太守刘质逮捕了小黄门赵津，赵津乃宦官集团的爪牙，在汝南郡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刘质同样不顾朝廷赦令，将赵津严刑拷打至死，随后才上报朝廷。山阳太守翟超则直接没收了中常侍侯览在山阳郡的所有财产，侯览身为刘志宠信的宦官，在山阳郡广置田产、修建宅邸，侵占百姓土地，翟超此举，无疑是对宦官集团的公然反抗。
    地方太守公然违抗朝廷赦令，惩治宦官党羽，此事很快传到洛阳，宦官们纷纷跑到刘志面前哭诉申诉，侯览、苏康、管霸等人更是添油加醋，指责成瑨、刘质、翟超目无君上、擅自行刑。同时，张汎的妻子也在宦官的鼓动下，向刘志上书诉讼，请求为夫报仇。刘志听闻此事后，龙颜大怒，在他看来，成瑨、刘质、翟超身为地方太守，竟敢公然违抗中央赦令，擅自诛杀罪犯，这不仅是对宦官的挑衅，更是对中央权威的公然对抗，若不加以严惩，日后地方官员必将纷纷效仿，中央集权将荡然无存。刘志全然不顾三人惩治的是罪大恶极的宦官党羽，也无视民间百姓对三人的赞誉，当即下旨，将南阳太守成瑨、汝南太守刘质二人逮捕入京，按律处斩，山阳太守翟超则被罢官削爵，流放边疆。三位忠良太守因惩治宦官而落得如此下场，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忠直之臣皆心寒不已，宦官集团则更加肆无忌惮。
    就在此时，一场影响深远的“党人之议”在朝野之间兴起，最初发源于甘陵郡的南北两部，甘陵郡名士郭泰、夏馥等人，因抨击宦官专权、褒扬忠良之臣，形成了南北两派，相互呼应，随后这股清议之风逐渐传入洛阳太学，在太学生中迅速蔓延。彼时洛阳太学有三万多名太学生，这些太学生皆是饱读诗书、心怀天下之人，对宦官专权、朝纲败坏的现状极为不满，以郭林宗、贾伟节二人为首，纷纷加入清议之列。他们与朝中的李膺、陈蕃、王畅等忠直大臣相互呼应，彼此褒扬，品评人物、抨击时政、直言进谏，史称“太学清议”。一时间，太学成为了反宦官专权的舆论中心，“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的赞誉传遍洛阳，甚至远播天下。此外，渤海公族进阶、扶风人魏齐卿等名士，也纷纷加入清议，他们不畏豪强，敢于直言抨击宦官与奸佞之臣，其言论影响甚大。自公卿大臣以下，但凡有贪赃枉法、依附宦官之举者，无不畏惧他们的贬议，纷纷主动登门结纳，唯恐被其列入奸佞之列，身败名裂。
    太学清议的兴起，让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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