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章写在后面的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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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国西域为镜：武侠叙事中的文学地理重建与世界性抵达（二）
    四、故乡与远方：写作者的精神折返地
    “人生的出发地，常常也是写作的精神折返地”，北京师范大学张国龙教授的这一观察，道出了地方性写作中一个核心的情感结构。
    对于生活在新疆的我而言，这片土地既是物理意义上的生活环境，也是精神意义上的创作源泉。但有趣的是，在构思西域历史武侠小说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精神折返地”并非单一的地理坐标，而是由多重文化记忆交织而成的复合空间。
    不难理解，生我养我的三湘四水刻入了我的骨髓，我爱我系的新疆大地融入了我的血液。
    作为土家族人，我曾经因为“麻烦”而登记为汉族；作为湖南人，我带着湖湘文化的滋养来到新疆；作为兵团人，我在天山脚下找到了新的归属和使命。这种流动的身份体验，恰恰是当代人精神状态的写照。
    我们大多数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国龙曾提到：“终将与故乡在时光中渐行渐远，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但故乡的记忆与文化基因，会随着离乡者的足迹散播四方，以另一种方式获得永恒的保存”。
    在我的武侠构思中，主人公往往也是这样的“离乡者”。他们可能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中原，来到西域，在异乡的土地上寻找自我、实践理想、建立新的家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携带的故乡记忆不会消失，而是会与西域的地方经验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催生出新的文化形态和生命体验。
    而以往的武侠小说有提及“西域”的，都是另外一种现象：一般而言，都是从西域到中原，在中原大地寻找自我。
    我的这种写作尝试，实际上是在探索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流动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我们如何理解“故乡”？如何建构“家园”？“地方”的意义是否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作家朱山坡说得好：“要撬动整个世界，写作者必须有个支点。”他用文字构建了“蛋镇”，而我则选择了“西域”。
    这个地理坐标“既是我写作的精神基点，也是我与世界对话的据点”。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支点不是封闭的、静止的，而是开放的、生长的。
    在思索西域历史武侠的写作的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地方写作从来不是画地为牢的封闭壁垒，而是打开世界的精神钥匙，是参与构建世界的文化密码。
    作为世界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我笔下的中国西域历史武侠的叙事，更是如此。
    五、总体性与地方性的辩证：从“风”到“雅”的美学升华
    有的人曾经这样劝我：你写西域历史武侠，确实很独特，也确实有吸引力，但并不代表有市场，有爆点。武侠本来就很小众，也很难得到传统文学的认可，再则，西域武侠更小众，你不担心到时候读者不买账？文学地位上不予认可？
    苏州大学王尧教授提出了地方性写作中一个关键的理论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厘清总体性与地方性的内在关联？二者绝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应是可对话、可互通的共生关系。”这一洞见对我思考西域武侠小说的创作理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中国古典文论传统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类比：《诗经》中的“风”与“雅”。所谓“地方性”，大致对应传统意义上的“风”——“十五国风”正是因山川地域的区分、民情风俗的差异而形成，各具风姿、各有韵味；而“总体性”，则与“雅”的精神内核相近，按照《毛诗序》说法，“雅”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这里的“形”，可理解为对各地风情的整理、规范与升华。
    我的西域武侠小说创作，正是试图实现从“风”到“雅”的美学升华。小说中会有大量具有西域特色的“地方性”元素：独特的自然景观、多元的民族文化、复杂的历史记忆、特别的生存智慧。
    但这些元素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被组织进一个更大的意义网络之中，指向更具普遍性的人类命题——关于正义与牺牲、关于忠诚与背叛、关于个体与群体、关于传统与现代、关于文化冲突与融合。
    这要求作家具备一种“总体性视野”。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地方性写作必须融入整体性的视野，勾勒出个人奋斗与时代洪流交织的壮阔图景”。在我的构思中，西域武侠故事虽然发生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但其核心冲突和人性探索应当具有超越特定时空的普遍意义。
    我的小说中的侠客在面对抉择时的犹豫与坚定，在遭遇困境时的退缩与坚持，在文化碰撞时的困惑与领悟，都应当能够引起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共鸣。
    六、大文学观下的武侠叙事：打破类型界限的尝试
    《南方文坛》研讨会提出的“大文学观”理念，与我的创作思考有着不谋而合的“英雄所见略同”。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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